編輯 admin【文字紀錄】座談會：甚麼本土？甚麼我們？— 重思共同體的構造（三之一）
已更新：2019年8月29日
（按發言序）
主：黎明（主持人、現場粵普翻譯）；
策：南茜（策展人）；
滿：滿宇（展覽學術顧問）；
彥：徐智彥（香港藝術家）；
陳：陳巧真（香港藝術家）；
楚：王楚禹（北京藝術家）；
坦：徐坦（深圳/廣州藝術家）；
墨：王墨林（台灣藝術家）
策：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這個「齋talk」，這是我們展覽一連串開幕活動中最後的一個公開講座。前幾天我們看了一些相關的電影、紀錄片和行為藝術，這些對我來說其實有挺大收獲的，從第一天討論少數族裔、移民，到教育的問題，然後昨天討論到六、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與身份的轉變，昨天晚上就通過劇場和行為藝術討論身份政治。今天大部分參展的藝術家都在，我們一起回到「甚麼是共同體？」「甚麼是『我們』？」這樣的問題上。
先介紹一下今天參與的嘉賓。今天想放鬆一些，不會將講者或嘉賓或聽眾分得那麼清楚。如果隨時有問題就舉手，我們會把咪給你。
從左邊開始是徐智彥，他是89年在香港出生的電影工作者。最開始與阿彥討論這計劃時他提到兩件事讓我印象深刻，一是他媽媽在八九年是帶著在肚子中的他去參加150萬人的六四遊行。另一個印象是他在傘運期間每天都在佔領現場拍紀錄片，拍了很多片段，後來卻無法處理這些素材。這兩件事後來都成為了他今次參展作品中的重要部分。
接著是陳巧真，也是一個電影工作者，最開始認識她是在一個紀錄片工作坊裏。最開始令我很深刻的是她介紹自己的父親，因為她之前有拍過一部紀錄片談論與父親的關係。她說到父親是在1979年十一國慶那一天偷渡來港，今天剛好40年。他爸爸會選擇這一天或許是因為國慶節管制沒那麼嚴格。他來港後便投入建造業做建築工人，他曾參與興建機場、海洋公園等大型建設。但是這些地方他都沒有機會或權力使用過。他沒用過機場、也沒去過海洋公園，建完後那些地方就與他失去了關係。他不會說自己是「香港人」，這件事讓我印象深刻⋯⋯當我們討論「香港人」時，其實有很多不可見、不能言說的部分。他在這裏生活了39年，但與這個城市沒有一種情感的關係，他的家鄉仍然在另一個地方。
然後是王墨林老師，從台灣過來的。最開始想請王墨林老師來做討論嘉賓，因為他在國族身份方面思考了很多年，在台灣也做了很多與國族身份有關劇場或行為的作品。談著談著有一天他跟我說：「其實我有很多筆記，寫了幾十年的筆記，現在也持續在寫國家或身份是怎樣一回事。」後來我便提議他拿這些筆記或作品來展覽。
（鬧鐘響——）
不好意思，這個是昨天的一個作品留下的⋯⋯（眾笑）昨天我們有一位藝術家拿了很多鬧鐘來，昨天我們清場時是未能完全清走的⋯⋯
跟著是王楚禹，是來自北京的行為藝術家。他這一兩年的創作方向有所轉向，不止是做一些現場的行為，而且介入一些勞工和社會議題，用一種他叫「觀念劇場」的方式去進行討論。包括我們昨天晚上剛完成的「香港人」論壇劇場。他邀請了香港的觀眾和香港藝術家去製造一個空間和場景，用行動去探討究竟我們所面對的「香港人」是一個怎樣的身份，以及我們需要去討論的問題是甚麼。
接著是徐坦，是來自廣州／深圳的藝術家，他較多待在珠三角地區，比較是用研究的方式來做創作。展覽之前他花了很多時間來香港跟不同的人做訪問，也去了台灣做訪問。他一直在做一個「關鍵詞」的項目，他今次也與人們討論「國族」是怎樣一回事。
滿宇是廣州／深圳的策展人，他今次是展覽的學術顧問。他一直以來都是以社會實踐的方式做策展。今次請他做顧問，也是在整個項目一開始就全程參與，因此可以較全面地回應整件事。
主：我剛才也是無意中發現他曾經是徐坦的學生，但沒想到只教了兩年後徐坦老師就給學校開除了。（眾笑）我們之後也可以問一下這背後的故事到㡳是怎麼樣。
策：最後是黎明老師，即是今次的主持。為甚麼會找黎明老師來參與這個項目和做主持呢？那要說回上年中大民主牆事件，我讀完她寫的facebook後有很大感觸，感覺回應了自己來港5年的「大陸人」身份。一開始做這個項目時也是一直在面對著這個身份，特別是來香港讀書後，一直到雨傘運動才第一次要面對「我是大陸人」這回事。同一時間有時會說不出「我到底在幹嘛」，有時又被迫著問「你係一個大陸人喎，你點睇啊？」，或者被說「係嗰啲大陸人啊？」常常聽到這些字詞，覺得跟自己有關，卻又說不出來究竟那種關係是怎樣一回事。所以上年我看到黎明老師寫文章，開始去參與那些討論時，我是很興奮的，因為好像有人能說出我想說的話。
當時我就私訊她，說很喜歡看她的facebook，說了一堆。在開始這個項目時，我也覺得自己未必看得清楚整件事，尤其是在社會運動或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如何面對那種分隔。因為國族身份對我來說很多時候是一種標籤，好像某種程度上若我們不理它便能放下它；但某些時候它又似乎貼在我們身上，撕不掉。那些身份跟自己到底有甚麼關係呢？所以特別想黎明老師來參與討論，覺得能夠帶來一些新的思路，因為我們多數從藝術角度思考時可能會比較感性，多是情感上的一種回應。
主：好，那我就自己介紹一下自己囉。我叫黎明，我之前在中大教社會學，現在在教育大學。去年中大民主牆事件後我facebook的post就被瘋狂轉載，其實我不是那個時候才開始寫，不過是那時才有人留意我寫的東西（以前都是10個like這樣子）。我是上海出生的，在上海讀完大學才過來香港繼續讀書、工作。我想南茜邀請我是因為我這個身份的複雜性和特殊性——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在某程度上離開自己原本的故鄉的身份，又有一定的距離；似乎比較融入這個社會，但又不一定完全會被認為是個本地人，所以這個複雜的身份比較適合讓我在這個地方出現，成為一個「標本」讓大家看一下。座位上可以看到，這邊是來自國內和台灣的藝術家（指左手邊），這邊是來自香港的藝術家（指右手邊）。可能在這邊我的這個身份比較特別吧，或我本身的經驗也可以作為一個藝術作品去觀察。
有時候你會感覺到自己是某一地方的人，或感到國族這個身份對你來說不再重要。但在某一些場景下你會感到這個標籤沒辦法一下子撕走。在別人眼中，終究還是會有那些標籤存在。那到底這種身份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東西？在日常生活的體驗中到底又是以怎樣的方式呈現出來？可能就是我的生活之中很多故事體現了這方面。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討論吧。
我們這次大部分的嘉賓也有自己的作品牛棚展出。想問現場的觀眾有多少是這幾天參觀過的？（數人舉手）啊，有一些是這幾天就看過的。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在國族或身份這議題上是有自己獨到的看法或體驗，不如我先邀請大家分享一下在參與完這次活動後，有甚麼發現，或目前為止對「國族」或「身份」這個議題有怎樣的看法？
要不我們就從滿宇先生開始好了。你作為一個學術顧問，參與了這次展覽後，你對於國族或身份這議題有沒有甚麼新的看法或發現之類的？
滿：嗯，我想我參與這個議題主要當然還是從南茜開始。因為最早她個人是有一個親身經歷，比起我來說要更敏感。我在這一方面的遭遇或感受不是特別的強烈，但這跟我個人的生活經歷是有關係的。我在國內更多的感受是由於言論、不平等、國家管控這方面的壓力，包括貧富差所引起的矛盾等等。說到身份的話，其實我在內地這方面的感受不太強烈。
我以前跟南茜合作過一些項目，自己也在內地做過一些策展，因此她希望我來協助她做這個展覽。直到今天最後一天的開幕活動，整個過程我都有參與，包括藝術家的作品我也是基本上完完整整的看過。那在我來講，這兩天很可能才第一次相對比較充分地感受到香港人對這個地方、這個議題的感受。這種感受我以前在內地是沒有的。我確實由於個人自身經驗的匱乏，很難體會或暸解到香港人對身份議題是如何基於他們自身在理念上，或者在生活經歷、具體事件當中的一些遭遇和感受，這些都是我以前在內地是看不到的。這幾天獲得這方面的訊息，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另外，我原來是在北京工作的，2016年到廣州和深圳工作。然後在2016年時發起了一些有關珠三角的藝術項目，包括去年年底跟南茜一起在深港建築雙年展（UABB）做的臨時藝術社區 。做臨時藝術社區的時候我們邀請了好幾組香港的團隊參與這個項目。當時我的初衷是能夠通過項目，讓在社區工作有經驗的香港藝術家與內地藝術家有一些交流。因為我覺得內地藝術家在這方面的經驗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所以同時我還對接了幾組年輕的內地藝術家跟他們一起合作。在這過程當中，我說得直接一點，我感受到這個隔閡是很明顯的。這當然在做項目之前我是有過預估，但過程中的隔閡實際上還是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覺得這是「隔閡」，並不是「排斥」，這是不一樣的。具體來說是，你會發現交流真的非常少。在深圳和廣州的藝術家，基本上不太知道香港的藝術家在幹嘛。那當然不是一點交流也沒有，那肯定不是。但這種交流我覺得還是相當有限。這種隔閡並不僅僅是在藝術的方法上或理念上，而是在身體的經驗層面上。也就是說（另一方面）⋯⋯我或許說錯，我感覺他們（香港藝術家）對於內地的語境（理解）錯位得比較厲害，而且我感覺這種錯位似乎還不是非常的清楚。這種感受或許是我個人主觀的一些東西，不一定準確。
但對我來說，怎麼說呢，其實我非常希望⋯⋯比如說像前兩天，包括昨天看的紀錄片，看到莫昭如他們以前的一種視野⋯⋯我很希望藝術家能夠有這樣一個國際主義者的視野。它不僅僅是說在香港本地面對他們自身的問題，同時也會把問題放在整個中國的背景裏面，才能知道其實我們面對的問題是非常類似的⋯⋯可能身份問題在這個（脈絡）裏面，但身份問題有時候會僭越了結構性的矛盾，並且佔據了它的位置。包括這次做這個國族主義項目時，我在理念上有這樣的想法：這個身份問題與結構性矛盾，它們的位置始終有些問題。
比如我們談大陸人或香港人怎樣的時候，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個機制對我們的壓迫，但我們怎麼去談論大陸人或香港人呢？但並不是說這個問題不存在，這個問題它或許有個位置，這個位置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我們在討厭內地來的人，或大陸的也會討厭香港人，這類問題都存在。但問題裏面背後有一個結構性的（矛盾），那是核心的部分。但我覺得我們在這個方面似乎是做得不夠，包括藝術家也是。譬如香港的問題在這個地方自己能解決嗎？我覺得解決不了的，因為背後還有那麼大的一個結構在，如果我們不動它怎樣動得了？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是覺得大家應該聯合起來，共同面對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去工作。當然這個絕對不是排斥，就像我們在理念上有這樣的想法，但真正工作的時候肯定是在一些具體的問題上深入，不能只在一些抽象裏面講。但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需要比較清楚面對身份問題的時候，那（需要去認識）背後那個真正矛盾是怎樣左右著它。
主：感謝滿宇先生。所以滿宇先生是覺得說在香港，可能因為經驗的關係會把身份的議題置於社會結構議題之上。社會結構議題指的可能是貧富差距、資本主義等一些有關較深層的社會因素和面向。滿宇先生也許覺得身份議題不是問題的根本，而是這些深層社會結構問題的顯現。
那我們不如把這個話題交給這兩位香港藝術家。滿宇先生因為說接觸過一些香港藝術家，他覺得在探討內地某些議題時，或看待大陸的一些眼光是有一些錯置的感覺。那從你們的角度來看，香港藝術家也會不會覺得從大陸的眼光來看待香港的議題時又有一種錯置的感覺？或你們怎樣看待滿宇提到那個身份和社會結構的關係？
彥：其實我接觸過一些大陸來的人，常留意到他們會說「你們香港人是不會明白我們大陸人的情況」，會有很多誤解等等。我覺得是真的，因為我也不解大陸。所以也明白大陸人對香港人的想像也是會不同⋯⋯即使覺得「我們面對著同一個體制，所以我們應該聯結起來一起去對抗」，我想很多香港人也未必會這樣思考。譬如我也自己，會覺得那東西太過龐大。如果你說香港人要將大陸的問題也納入思考⋯⋯一來真的不了解，二來感覺我們距離遠些，我們想把它隔開。這一邊的事情都管不到了，也想要保留我們自己。特別是2014年後，那個「甚麼我們、甚麼本土」，特別明顯出現了「我們是我們」、「你們是你們」的狀況，想要隔開它。我自己也是有這個傾向。我在2014年前也有參加過六四紀念活動，但好明顯情感上很遙遠，即使看電視、讀文章⋯⋯都不是親身的感受。但如果說到香港的問題，即使你想不管它，它還是會每天提醒你。每天都會告訴你這個地方怎樣怎樣⋯⋯甚至到某個程度上我連香港的事也不想知道⋯⋯已經很疲累，新聞也不想看。
可同樣地我又承認情況是有些類似的。例如我開始了解西藏或新疆，直接認識一些人或自己看一些東西時，才會有意識去想像我們香港的情況。會有些比較，雖然情況不一樣，但比較下會意識到「原來是這樣一回事」的感覺。
我們小時候被教育「你是中國人，而這個是你的祖國，你現在終於可以回歸她的懷抱之中」。那到底那關係是不是這樣呢？我會開始去想這個問題。所以如果你說身份的話，是會感受到這幾年來我和身邊的人愈來愈明顯不想與大陸有種「你跟我是一樣的」或 「雖然你是上海人而我是香港人但大家都是中國人」⋯⋯這些觀念都是大家很抗拒的。
或者我補充一點，我從南茜或其他大陸的朋友身上感到的一種東西，他好像覺得我們很敵視他們，好像在罵他們。他們會覺得明明不關他們的事，不理解為甚麼為何會成憎恨對象，會有一種這樣的感覺來看香港。「明明我也支持你們的理念，為甚麼就不會被視作自己人呢？」我覺得這個情感就像是我剛說的，是很自然想先保護自己的東西。所謂界線是要劃出「你」和「我」。先有「你」和「我」的出現，才要這樣來劃分，但個劃分卻令有些大陸朋感受到某程度的創傷。
滿：簡單回應一下，就是我對那個「大框架的理解比較抽象」（或龐大），但我們在深入到議題時，它都是具體的，身份問題也是之一。但身份問題背後的架構我們需要搞清楚。譬如香港獨立之後，社會的壓迫的基本結構會不存在嗎？⋯⋯我們說香港人這個身份，理想地把它切割，社會會發生變化嗎？會翻天覆地嗎？但是不是說我們不談香港人這個議題？也不是。那麼我們為甚麼要談這個議題？確實我不在這裏生活，缺乏這樣一種情感。如果我生在香港，說不定我也會支持香港獨立，是有這樣的可能。出於對共產黨壓迫的一種反應、一種回應的方式，我是能夠理解。但是裏面它究竟出了甚麼問題？是不是我跟內地做一個切割，事情就能解決的？還是說我們所面對的矛盾問題究竟出在哪個地方？我們面對這樣一個結構性的矛盾後，再重新去看待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社區的、工人的、城市建設的等等。在這樣一個基本結構的理解中再觀看這些細節，或從這些細節入手去做我們每一部分的工作⋯⋯我說的是這個意思，並不是說我們不能討論這個問題。
而且我絕對不會否認這種感受。我覺得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感受是人類最直接的反應，我覺得所有思考從感受出發才是最貼切的。但這個感受從何而來？包括對身份的認同，就我自己來說，它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國家主義、民族、甚至社會壓迫的問題。而是更個人的，情感的經歷，主體非常微觀的部分，也是有連接的。
這個談起來比較複雜，我舉個例子吧。游靜1993年拍的《流》的女主角，我看完開了個玩笑，說「她永遠是客家人」。她因為自身家族的歷史一直在漂泊，她一直在尋找一個身份。那她在尋找甚麼？我那時開玩笑說，「她是在尋找自己的慾望，她把自己的慾望丟失了。」這是我的一個解讀，她可能有很多不僅僅是在香港或中國人這樣的議題或關於社會壓迫之下，而是非常微觀的個人主體情感當中的問題。我說開玩笑是因為我只看了一個關於她的紀錄片，不能武斷的對她作這個判斷。但我能簡單的說一下自己的思路：她要是有甚麼丟失了，那就可能是她自己。她去了這裡、去了那裡，始終在漂泊，因為她不知道應該生活在哪裏。她以為能夠找到一個地方，生活在那裏就安住下來。但不是的，她換了任何地方也安住不下來，如果她的慾望丟掉了。
主：謝謝。那陳巧真小姐有甚麼回應給大家？或者可以聊一聊，究竟香港人這個身份對於香港人來說，它的意義是甚麼？像徐智彥先生所提到的，為甚麼要分出你和我？界線到底是怎樣劃出來的？為甚麼香港人要找到這個身份？好像現在是非常緊迫的一個問題。
陳：你說香港人身份對香港人來說有甚麼意義⋯⋯其實我覺得我不太能夠回應這個問題。因為怎麼說⋯⋯我跟他（指彥）是有一點不同。因為他有時也會說我是「大陸人」。我是在大陸出生、唸小學的。小五下學期時就來香港，當時差不多十一歲。而我的家族跟大陸有很強的連接，清明新年等時節也會回鄉、在家裏說家鄉話、關心大陸發生的事情。所以我覺得我這次拍我父親，他對身份⋯⋯也不是說「香港人」或「大陸人」那麼絕對，而是會流動的，會隨著與子女的關係而變化。因此我只能說我個人怎樣看「香港人」這個身份。
我也是在2014年的運動後才開始思考自己在香港生活的身份。之前從來沒人叫過我「大陸人」，然後一些人知道我的移民身份後會「開玩笑」。雖然明知是一種玩笑，但這種玩笑背後代表了甚麼呢？「香港每天給那麼多新移民入侵，每天有150個單程證名額」，我作為這政策曾經的一份子，我也知道這是他們對政策、對大陸人抗拒，以一種玩笑表現出來的反應。
而為甚麼會談區分香港人和大陸人，我覺得這是一種方法，而不是將這身份的問題置於那麼高那麼大。當你同樣面對這樣一個體制，看見香港愈來愈淪陷，面對如此龐大的社會結構你無法動彈，也找不到著力點的時候⋯⋯將「香港人」這個共同身份提出來，這個本土意識就是作為一種方法去提醒自己或去對抗。
彥：其實我也挺同意她說，「香港人」這個身份對我來說是一個類似想達到某些目標的工具。你問我香港人是甚麼呢？我也無法回答。那界線怎樣劃呢？也未必是如此清楚的。因為香港那麼多人，想法跟我們很不同，但他們也是香港人來的。那我覺得是透過這樣一個身份的建立去尋找香港人是甚麼。「我們」究竟是在指哪些人呢？剛才她也被說是「大陸人」，但很多想法上跟（「香港人」）比較相近；但有些人即使身份證上寫著是香港人，他們也不會跟這個社會有甚麼接觸。那怎樣才算是「香港人」呢？這還在尋找當中。
主：我想追問一句，你們都說香港人是一種方法或途徑，同時也提到說香港人是你們要尋找的一個目標。所以它既是手段，也是一個目標。那⋯⋯我想問的是，香港人作為一種手段，是想要實踐甚麼的手段？
彥：其實是想要保留自己。其實那些很複雜的理論我也不懂。但有些個人、切身、生活的感受是很強烈的，譬如不用看電視或報紙，平時生活也會感受到很多外力從外面影響著自己，不自主的感覺⋯⋯有時也覺得自己不想做香港人，但還能做甚麼人呢？沒有選擇之下，唯有保住這個身份，唯有用這個最後的防線來保住自己，抵抗這國家的力量。
主：不如我把問題拋給王楚禹先生，因為我知道你的藝術作品也是從一個比較世界主義的觀點去看待身份。我印象當中你看待身份的方法是宏觀一些的，那我想知道你會怎麼回應這樣的一個看法？
楚：你剛剛說要強調香港人這個身份的問題是甚麼⋯⋯從一個我們在北京碰到的人的角度來談論香港或邊界問題時，實際上談論的是兩個指向：一個是說，好像這個國家是一個大餅，這個大餅在這給人家伺機咬了一口，那又被伺機咬了一口，這邊又伺機的被咬了一口，這麼敏感。我說的不是指我個人，而是整個民眾、國族的角度。這也就是西藏、新疆、香港、台灣（之外），（墨：蒙古）啊，蒙古不存在，所以還好。啊，我是蒙古人。（眾笑）遠遠的還有一個很大的東西叫美國。所以大陸民眾的角度就總是，「他們怎麼欺負我們，我們要對抗他，怎麼他們也要獨立，他們怎麼能這樣」⋯⋯在大陸裏他們的確會這樣談美國的貿易戰，沾沾自喜說我們不會輸的怎樣⋯⋯是這樣的一種感覺。
從我個人來講，這個身份問題⋯⋯我比較傾向從身體的角度出發。身體所有扺抗的熱情被切割的危機感，還有身份的迷茫，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被建構起來的權力運作策略。這個策略會讓我們保持了一種⋯⋯舉個例子，就像鬥雞，大陸的一個遊戲。他必須要讓你鬥，而且要控制你鬥。不能把對方鬥死，不然圍觀的少，就像賭博的賽馬一樣，是吧？鬥雞就是古代村裏那些二杆子，拿點小錢，鬥個雞。裁判在中間控制兩隻雞在鬥，此消彼長的在尋找那個權力空間——你需要我的保護。
所以香港人身份的工具性在於，我們實際上通過這樣構建的邊界來建立共同體的凝聚力。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凝聚力，我們作為個體是不安全的。因為我們的身體特別在意這個身份，我們才會加入這個共同體作為一員去凝聚這個抵抗力。我們的抵抗力弱，團结起來（抵抗力）才會變大。其實權力運作裏的人也是這樣想的。我也舉個例子，在中國漢代和明清的這些朝代，邊界會發生衝突的時候。實際上，在這些邊界的守衛者會故意找一些當兵的喬裝成民眾去搶劫那些少數民族。本來少數民族他們之間相處很好，沒有甚麼衝突。但若他製造出衝突時，可以向朝廷要錢：「哎吔，邊界又不穩定了！我們需要錢！」因為這個中央政府一直受到外力威脅。像漢朝時，那些匈奴、北方的民族入侵。其實他的那個邊界問題是邊界的守衛者製造出來的，這樣他可以顯得對朝延很有用。
當然在每一個歷史裏，都有一個方式把這個邊界問題製造成一個可控制的、發動戰爭的或解決國內經濟危機的方式。二戰就是個例子。希特拉通過種族的問題來解決德國一戰後的危機。所以如果以個人政治的角度來說，我們要探討這背後在爭奪的東西，這是跟民眾沒有關係的。民眾就是個棋子，我們都是棋子。我們在這盤大棋局裏，要你下到哪，我們就下去哪，對吧？這就是我要談的，就是我們從一個藝術家角度來談，從沒有國家概念也好，國際主義也好，無政府主義也好⋯⋯我覺得在任何民眾與民眾之間，我們應該警惕這種衝突的必要性。或者要知道後面，剛才滿宇也講，香港那兩位藝術家也講，背後那個結構給我們暗示了甚麼，我們一定要動腦筋。這個腦筋要從我們個體的存在，在這地球上一種天然的存在權去考慮，而不是從我們是甚麼人、哪個國家或民族的權利來考慮這個問題。當然我作為藝術家談這個其實並不那麼有邏輯，但我大概是這個意思。
主：好，感謝，我稍為整理一下。我覺得王楚禹老師提到了一個新的概念給我們。首先講到這個身份，可能就像剛才香港的藝術家談到，香港人這個身份作為工具是用來保存自我的一種方式。王楚禹的回應說這個保存自我是通過增加社會或群體的凝聚力來達成的，這就是身份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作用——讓群體中的人感覺自己是一員，並有一種歸屬感及安全感。通過增強凝聚力而感覺能對抗外來的壓迫，感覺不會太無力。
另外他也提出了一個我認為值得大家待會去探討的問題，就是當然每個群體都是需要去尋找那個凝聚力的，然而它那個邊界是怎樣劃，背後是有著千絲萬縷的政治角力關係。原本用來凝聚自己來抵抗外力的身份，反而很吊詭地成為了想對抗的這個外力對它有利的因素。就像我們本來想要透過增強香港人這個身份來保留自己或對抗強權，但很吊詭地在這個身份的建構過程當中，香港人這個身份反過來成為強權利用挑撥進一步的矛盾並從中獲益的籌碼。這樣吊詭的局面我覺得是很值得去等一下大家去探討的。
楚：我覺得這個共同體裏的個體是被削弱下去，我們個體就是沒有地位。
主：那我們交給滿宇先生。
滿：我剛因為他（指楚）說的那個邊界我突然想起一個細節，在國內有一個紀錄片放映的機構，具體我就不說了，因為對他們不太好。就是，他們選片是跟國保（國家安全保衛局）一起選片的。那為甚麼要這樣，因為他要保障這個片子始終處在紅線的邊上，這樣他才有工資拿。
策：你的意思是說，國保把電影的選片也作為他的工作範圍之一？
滿：嗯，他跟那個電影節的人一起來選片。要保證這電影有一點危險性，但又不至於讓電影節完蛋。這樣他的工作就能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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