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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我們抵達社會意識的橋樑 —— 與徐坦對話

更新日期:2019年8月29日



《關鍵詞實驗室:語詞之爭與不止語詞之爭》是徐坦此次參加《流動的邊界:關於國家、身份、個體的藝術計劃》而開始的一個研究項目,延伸了他的《關鍵詞》系列作品以語言出發,考察社會意識。他分別採訪了居於兩岸三地藝術家:台北的陳界仁、北京的王楚禹、香港的白雙全、徐智彥和陳巧真,以及本次策展人南茜,從不同角度與層次切入「國族」「身份」等一系列概念的討論。展覽期間,策展團隊跟徐坦就著創作方法、身份認同及語言延展對話。此文為基於2018年10月2日的對談整理而來。


在交叉的路口上研究「關鍵詞」


徐坦說「語言是橋樑,讓我們抵達人们的社會意識,瞭解社會中的個人意識,知道社會意識跟社會行為的關係。」他正是持續以語言作為入口,通過語言來了解個體的社會意識。


《關鍵詞》系列本身是一種對語言(language)與言說(speech)的研究。而與社會學或人類學的研究和實踐方式不同的是,徐坦堅持這些語言與言說需要「被看見、被感知」。「說話的語氣、語調、表情,可以帶來的可解讀性特別寬闊。比如我說『你好,你真是好』,但表情和語調表明卻不一定是夸赞的,比如電視劇那些皇帝說『你真是好,你真行』,那意思可能是要殺頭了。」視像所帶來各種的訊息讓語言的表达涵意更广泛和清晰,另外还包括場景,把講者在某時某地的場景中言說的狀態忠實地呈現出來。徐坦說「對我來講,筆記是靠不住的。比如阿彥說話時表情的微妙變化說明他當時在做判斷,他的言說是他判斷的流露。我必須能夠看到,而且別人也能夠看到我所看到的——通過媒介接近我看到的東西。然後我再在這個範圍內做研究。」


「《關鍵詞》系列由2005年開始到現在分為三個階段,2005年到2007/2008年左右的階段叫『搜索关键词』;2008年到2012年叫『關鍵詞學校』階段,經常做一些公共性的活動,像工作坊一樣與參加者交流『關鍵詞』,提出一些『關鍵詞』同時也邀請參加者帶來任何『關鍵詞』,研究方向是散開的;2013年我開始做『關鍵詞實驗室』,聚焦某些具體的主題,比如關於『食物和自由意志』、『社會植物學』,2017年開始做關於『革命』的研究。所以我這次做關於國族的研究,也會它作為『革命』關鍵詞研究的一部分。


我分別嘗試過各種分析方法,比如最開始用統計學的方式,計算某些字詞出現的次數,到觀察敏感詞、流行用語、人們對顏色的感受,到後來我會對一些統計學的結果有所懷疑。一個人今天不停說的一個詞,可能到另一天卻閉口不談,我現在更關注字詞被交叉使用的情況。一個詞在一個人的談話中是一種概念,曾出現在哪些不同的語境中又會有什麼變化,而另一個人是如何使用這個詞的。一個詞好像是在一個或多個十字路口上的標籤,被反覆交叉使用的詞可能其關鍵性也很強。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跳躍性地做語詞使用的比較,在不同的時間和語境中,不同的上下文中,對同一個語詞的使用進行比較。


最後,我還要強調創造關鍵詞,我們不僅僅是蒐集、選取、分析,更重要是創造一個新的詞,一個新的概念。比如說我們經常討論的『自由』。我們在西方常聽到人們說中國不自由,但在中國實際上很多人都會用到『自由』這個詞。我發現任何物種是無法在沒有自由的情況下生活的,只要是生活著的物種都會有一種行動自由的需要性和必要性。為什麼中國人滿足於那種西方人所說的『沒有自由』的狀態呢?很多中國人自己不承認自己沒有自由。通過研究之後,我發現我們有另一種『自由』的論述,而這種『自由』,与我們對西方所說的『liberty』(自由)的理解不一样,我採訪中的農民談到了關於他們說的自由的一些條件,我理解是一種更接近物種的生物性需要,以及『近身空間』的保障,比如飲、食、『近身』的安全和日常行動的自主,後來我創造了『動物性自由』這個詞。我認為西方的『自由』是需要全社會人民一起來爭取自由和權利,在中國,大多數人常常選擇退守,退到自己的近身空間有自由,有饭吃,別的都不管了。恰恰是這種『動物性自由』——一種以獨善其身的逍遙,替代了追求更精神性、超越動物性的自由,並一直妨礙了對抗極權主義的鬥爭,這種『動物性自由』看起來很美好,例如《笑傲江湖》《臥虎藏龍》都有這種『動物性自由』的美學,但是令很多人放棄去主動爭取權利,这是中国几千年的统治者都乐意看到的。」


語言劃分並非自然


徐坦稱自己為「以漢語為背景的研究者」,其思考和工作的語言都以漢語為主,從語言和生長背景出發去做和社會相關的研究。這樣說來,「漢語」一詞也折射出字詞包含的國族意識:「漢語只是中國大陸描述的類別,在台灣是『華語』,香港就是說『國語』、『中文』。我可以換一句話,也可以用這些。但在英語裏頭都是『Chinese』。我不在意它是哪𥚃,因為我做項目研究不僅僅是在中國大陸的範圍裏,比如在美國採訪講廣東話的老華僑,我並不是侷限在大陸範圍內的語言研究,我指的是整世界的華語區。」對於這個字詞,他接著說:「但說『華語』就是指我們說到的漢語嘛?因為也有說大中華是五十六個民族,那說漢語又不對了。因為『Chinese』是不包括蒙古語或滿州語的,所以我說『漢語』可能比較貼切吧。」


「漢語」所牽涉「漢族」這個詞語,對於香港和台灣人來說比較陌生。因為在中國的行政管理下,這些詞有著它們的作用,透過填表格、戶藉制度,把語言和身份認為輸入到個體之中,不斷要求你確認一個抽象的身份。然而,這些身份所帶來的生活條件卻是十分具體而實際的,例如早期有不少針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在生育、入學等方面比漢人得到更多優待。「比如我接觸到的一些生活在中國西北部的回族人,他們會很強調自己回族的身份,有時那種強調甚至超越了宗教的影響,特別是在中國『漢化』的情況下,在中共的統治下,有一些老回民會非常擔憂年輕一代的回族人越來越不去清真寺、不做禮拜,甚至喝酒,有些老回民會認為喝酒是比吃豬肉更壞的事情,但很多年輕的回民是喝酒的。但是他們卻不會忘記自己是回族人,伊斯蘭教對他們的影響弱化了。這種民族的劃分甚至超越了宗教的劃分。」


說到香港這邊近年強調「粵語」作為身份認同的重要部份,「我覺得語言可以作為民族認同,但我覺得效果不是特別大。比如說廣東話的人群非常多,遠遠不只香港,廣東省也有很多不同音調的廣東話。另外,即使是同一種語言,也可能會是不同的國家。 我覺得中國政府推行普通話是為了加強統治,我非常討厭這個。因為這會導致各地本土文化的萎縮,我到上海看到小孩都不講上海話了。並且在廣東,比如最近我見到一個在番禺長大的大學生,父母是潮州移民,她既不會講粵語,又不會講潮州話,只會講普通話。這是為了政治目的,推行普通話教育的结果,導致各地原本豐富多元文化的衰弱。所以語言的變遷並非自然而然,而是包含著權力干預的因素。所以如果是涉及到本土文化對當地人的意識形成的影響,那麼語言確實可以成為身份認同的重要部份。中國有很多這類的說法,叫『川人治川,粵人治粤』。所以中央政府外派一個官員來管治,如果他不會聽不會講當地語言,必定會帶來管治上的困難。」語言對於統治者來說,是必需要控制住的管治工具之一 ,語言的劃分並不是一種自然的狀態。


語言的爭奪場所並不止於學校,生活處處是戰場。香港「普教中」的推行就是一個例子。訪問前幾個晚上,王楚禹的作品 《香港人劇場》𥚃引發了一場就著粤/普/英語的論爭。不大不小的黑盒子𥚃,有香港人、內地人、台灣人、塞爾維亞人、斯洛伐克人、法國人⋯⋯有人用黑膠帶劃開「楚河漢界」,把人們分為「支持講廣東話」跟「支持講普通話」的。整個討論很多時候指向:為甚麼要配合你說什麼話?為甚麼我不能夠使用我的語言?到底是因為甚麼使用何種語言?


談起以上的劇場畫面,還有這次公開活動中的翻譯情況,他以一個研究者的角度說,「語言它是一種很重要的,人和社會意識之間的橋樑。我覺得每到一個地方,能夠使用到當地的語言是非常好的。」「座談會那天我本來還是想講廣東話的,不過我的粵語還未好到這個地步。」因此徐坦每到香港都儘量使用廣東話與人交流,然偶爾在街上問路還是會因為那口音厚重的廣東話而被不太禮貌地對待。「不過香港人還是比較好啦,還是會告訴你路怎樣走,在內地沒人理你。」他聳聳肩,笑笑。



《關鍵詞實驗室:語詞之爭與不止語詞之爭》陳界仁部分截圖



不只語詞之爭


「這個項目我把我帶到討論身份意識的場域裡,以前我觀察不多,和同行的內地藝術家都很少談到對身份的思考。生活在中國大陸,好像这不成为一個重要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你的立場。你跟另一個人都是漢人,但是可能很不一樣,主要是指我們的思想不一樣,對社會、對政府的態度可能完全是相反的。這次我學了很多東西,可是我還沒有想透。因為這不是我長期關注的方面。還有,這個作品還沒有做完嘛,就說研究的東西應該得出更多關鍵詞和提煉,對於問題的看法。比如我說的『不只是語詞之爭』,還有事實之爭。」


為何這麼說?「首先在中國,使用現代簡體漢語的地區, 使用『民族』一詞,普遍地混淆了兩個在英語中的不同的概念,也就是,民族一詞即等於 Nation,又等於ethnic group,而簡體中文的『民族』一詞,即等於壯族、哈薩克族、漢族,又等於『中華民族』。在英語裡面,nation這個詞的含義是很明確的,就是指民族國家語境里的『國家』,沒有少數民族的『民族』(ethnic group)的意思,當英語 nationalism 翻譯成簡體中文的時候,語詞概念的分裂就發生了,在港台的華語中,翻譯為國家主義,或者國族主義。在簡體漢語中幾乎不使用『國族主義』一詞。 你如果在大陸版的英漢詞典里查,是沒有『國族主義』一詞的,以上這些,就是就是我說的語詞的問題,而在香港,人們使用『國族』、『國族主義』的時候,卻不是一個語詞的問題那麼簡單,而是在思考如何成為一個『國族』的問題。這才是真正要討論的問題,是『事實之爭』。」


在訪問香港藝術家的時,他們都不約而同提出「核心價值」作為定義香港人的身份的部分。「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在香港談身份認同跟在美國談身份認同是兩件事情。大家不要混淆了。因為在這個地方,會引起身份問題,都是跟白雙全跟阿彥說的,是有核心價值受到挑戰的結果。身份认同成为核心价值的认同。我們剛開始觸及到,比如說核心價值是什麼,比如白雙全提到的中國政治的骯髒之處,其中一點就是所有的政治承諾都是無效的,他們說話不算數,在中國很多人都習慣了。」而任何對香港人心目中核心價值的忽略或者蔑視,都會帶來在「國族」方面身份認同的考慮,因為他們(一些年輕人,比如阿彥)在今天香港的處境里會感到沒有未來。


從正在進行的「革命」關鍵詞研究過程中,徐坦不僅僅關注人文界對「革命」的定義,更採訪了很多科學家,科學中的「革命」可能早已掀翻了我們傳統歷史意義上的革命,受到影響的人群未必是某個族群或地域,可能是整個人類。曾經對於「革命」的想像是過去的,比如孫中山當時提出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以及「民生主義」),這裡也談到對「國家」或「國族」的想像,但徐坦認為我們所面對的當代「國家」已經發生了觀念的變化:蘇格蘭人、𣁽北克人之所以能夠公投獨立與否,這要基於當今西方世界對於「國家」的理解,不再是以某國領導的主觀意願而決定,「蘇格蘭人要投票獨立,英國首相只能流著淚看,他沒辦法。」當代「國家」的概念更是一個有關「認同」的觀念,將「國家領土」與「國家認同」區分開,人民有權利選擇獨立與否,而中國的「國家」觀念依然還是一個相對傳統的概念,中國在強調「中華民族」的概念時是跟「國家領土」緊密關聯在一起的,而「國家領土」的劃分又是一種歷史上的地契關係。「我在1996年做了一個作品《問題》,說到國際法與土地佔有是沒有公理的,所謂公理可以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而對於土地佔有的問題回到根源上是根本無法用法律來判別的。所以很多國際上相關土地資產佔有法律,都會承認現狀。國際法上有一個很搞笑的條文,我們如何判斷某個島是否屬於某國,說某國佔領了某島,如果持續三十年沒有受到任何挑戰性的質疑,則可以將某島看成是某國的財產,但是可能當時被佔領的國很弱小沒有辦法提出什麼質疑,於是這問題不再是歷史或領土地契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牽涉到強權的問題。我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全球應該有更好的民主系統,而不是由某些強權的國家說了算,如果沒有強權的爭奪,我希望有一天國界會取消,我們會成為世界公民。」


另外,我們需要區分和思考「愛國主義」(patriotism)和「民族主義」(nationlism),「多年之前我和意大利策劃人莫妮卡 德瑪竇,談到愛國主義的問題,我談到愛國主義的危害,她不同意,她說在戰爭時期,當一個國家的人民,面對以國家主義為口號的強大的入侵者,愛國主義、愛國者可能是必要的,對於這種侵略的敵人,愛國主義是喚起弱者抵抗以國家主義為旗幟的入侵者,比如面對二戰時期的納粹,意大利的愛國者起到過反抗納粹的重要作用。或者當一個國家,一個群族面對殖民主義的霸凌,情況也是如此。但在和平時期依然以『愛國主義』名義來進行政治宣傳,用来进行歷史叙述的建構,有意製造『愛國主義』情緒場以控制國民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是在故意製造敵對和仇恨的情緒,則會變成『民族主義』,這違背當代世界基本生存邏輯和方式,當然,作為一個熟悉這種做法的中國人,我感覺到它越來越廣泛的發生了。」


那身份的出路是甚麼?擁有同一個身份認同的人之間,還是會有階級、性別、政治等面向等各種矛盾和壓迫。正如作品陳界仁在受訪中所提到的,群族的劃分源於資源的保存與爭奪,國族的問題核心始終關係到具體的生存問題。因此只講理論是無效的。唯有讓人們承認當前資源(不僅是經濟資源,也包括政治生活的資源)的有限,同時不否定人類尋求出路、突破限制的歷史與潛能,我們才能夠不藉建立一個具排他性的社群,一起去想像與探尋如何共同生存。

開幕 OPENING

香港九龍馬頭角道63號牛棚藝術村12號單位

Unit 12 Cattle Depot Artist Village, 63 Ma Tau Kok Rd, Kln, Hong Kong

(+852) 2891-8482  |  drifting.borders@gmail.com

主辦 PRESENTED BY

28 . 09 . 2018    |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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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的邊界 - 國家 身份 個體 藝術計劃

Drifting Borders - Art Project on Nation, Identity and Individual

展期 PERIOD

29 . 09 . 2018  -  21 . 10 . 2018

每天 Every Day: 13:00-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