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份就是沒有身份」 游靜談《流》——放映Q&A

「今時今日還有很多住在晚期發展地區的人想要出外留學或移民，包括香港現在不少人會喜歡去台灣，覺得那𥚃是希望、理想、民主之地。到埗後才會理解是另一回事。所以這部紀錄片是企圖處理這樣一種生存狀態，不是說你到另一個國家就會解決問題，企圖打破如「民主vs極權」的刻板二分。」

放映時間：2018年9月29日 下午 2:30pm

放映場地：前進進牛棚劇場

游：游靜（導演）；

南：南茜（策展人）

（放映前的簡介）

游：《流》在1993年拍完以後只在1999到2000年左右在香港藝術中心公映一次，但當時也沒有受到很多關注，可能大家認為這齣片跟香港沒甚麼關係，當時觀眾很少。自從那次以後《流》沒有在香港公開放映過，所以我要多謝南茜願意放這條片子，也感謝前進進牛棚劇場此次安排場地和器材。

我想說一下《流》的創作背景。1989年民主運動後我便決定要去美國唸書，1990年去到紐約開始學拍紀錄片。《流》是我在碩士班做的畢業功課。我會做這功課是基於兩個原因：一個是，我是80年代進大學的。當時香港面臨回歸的問題，思考香港和中國的關係，我發現自己對中國的瞭解非常淺薄。這也跟我從小受到殖民地精英教育有關係。我是六七暴動以後的一代，就是此次《流動的邊界》展覽展出的那段大量討論反殖民統治、討論香港青年問題、保釣等反殖高潮過去以後的一代。現在香港大部分政府官員也是我這一代，是全面擁抱殖民文化、精英統治文化的時候受教育的一代。70年代時我還很小，80年代便談回歸，所以我對中國和香港是甚麼知道得非常少。

我父母是香港典型的，1949年後為了逃避中共統治而逃到香港的，有龐大的反中共恐懼。但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怎樣的？他們對此十分模糊。我花了些力氣，在讀大學時不斷到中國旅遊，背著背囊去認識中國。出國唸書時才發現，從小到大我會認為自己是香港人，跟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但當我一出國，就像一巴掌打在臉上，別人只會認為我是中國人。沒有人會知道香港是一個什麼地方，只覺得她是個快將回歸中國的一個地方，所以在國際視野裏我們對中國抱持恐懼是完全不合理的，是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況。這是（我想拍攝《流》這部片子的）一個比較理性層面的行為動機。

而感情層面來說，我作為一個住在紐約貧窮區域（那時很窮的，現在仕紳化後變成很有錢的地方了）的窮學生，住「小義大利」的邊沿，很多新移民住那裏，我旁邊是一個中國年輕藝術家，跟我差不多年份出生，叫侯文怡。她是在中國精英藝術學校之一的杭州藝專(現為中國美術學院)出來，很小時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從小就覺得在這種國家話語下作為一個藝術家、作為一個女性、作為一個在文革長大的，幾乎沒讀過小學和中學教育，立馬便上了大學的創傷一代……對她來說究竟創作是怎樣一回事？國家是甚麼？

我和她是好朋友和鄰居，當我們聊天時發現彼此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們在美國這個環境下能分享的東西遠遠大於我和任何美國人能夠分享的。這種很個人的，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遠遠大於別人給你的身份這種抽象的概念。就是因著我和她之間很私人的連繫，讓我認為若要我拍一齣最熟悉的題材，便就是她了。於是我拍攝了這一部《流》，大約39分鐘，不長不短，長度有點尷尬的畢業作品。

我們可以先看這個然後作一段討論，然後我們再看 《耳仔痛》。這是一部現在在香港「鹹魚翻生」（意外復活）的紀錄片。突然間20年後我就像如夢初醒般發現自己20年前在說的一些東西，是現在年輕人也在談的，待會可以交流一下。

南茜你是不是要翻譯一下？（眾笑）

南：啊，是啊，你講了很多內容，我暫時記得的都是跟我的經驗有些關聯的。為甚麼會我做《流動的邊界：關於國家、身份、個體》這個項目，為甚麼會去找游靜，也是跟一些歷史時刻有關，包括八九、九七。剛才游靜說到她「到美國時像被一巴掌打醒」，就是突然給放到一個中國框架𥚃被論述了。我也是有類似的經驗，我現在來到香港第五年了，我是在雨傘運動期間給一巴掌打醒，發現我是個「大陸人」。我會被問到「我們香港人在這裏爭取民主，你在這裏幹什麼？」「有沒有想過你一個大陸人，你在做什麼？」好像才突然反省過來，我在香港所有的自我介紹裏第一句也在說：「其實我是一個『大陸人』來的。」就是不停在說「我是一個大陸人」。但這句話是怎樣被塑造出來的呢？所以其實《流》是這次我最想放的一部片子。尤其是當中主角說過的話，一會兒大家也會看到（尤其是那一句「我的身份就是沒有身份」），令我想到一個人被這樣漂泊、游離、裹挾在社會裏面，人會何處何從？所以話不多說，先放片子吧。

（《流》放映完）

游：有沒有關於《流》的問題可以先問？等下播的《耳仔痛》會比較長。

南：這條是1993年在美國完成的作品，那是不是也在回應你自己在美國的生活？當你在跟他人對話的同時，其實也在說自己的故事？所以我看這部作品時會想像到你當時在美國的狀態也許與她（女主角）也很相近？

游：是的，在紐約我也企圖思考自己作為女性和藝術家在一個陌生環境的處況。可能你不會完全認同中國這個國家，正如很多來自大陸的藝術家也不認同中國一樣，但你到別人的地方看到他們的國家也有著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我特別會剪了一段美國洛杉機黑人被殺事件進去，當時在加州引起了很龐大的暴動（1992年洛杉磯暴動）。那時暴動很轟動，很多黑人摧毀不同的商店。警察暴力殺害有色人種在美國不算新鮮；種族問題像一個計時炸彈，有色人種長期受壓迫，一兩件事就會引起很強烈的衝突。

我們當時住在較平民的地區，會突然有些饁了藥的年青人蹲在窗台外，因為很害怕，她就立即報警。但如果在一個較安全的地方，她未必會這樣子處理的，是因為從少就生活在一個很多危機的社會。很搞笑的是，警察來到後我們看到他也很害怕，那兩個警察連上樓梯也很辛苦。所以整個社會很畸型，侯文怡（《流》的主角）後來也有說到她父母希望她留在美國，覺得那是希望之地；如果她回去了的話，就好像連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那矛盾是很複雜的，今時今日還有很多住在晚期發展地區的人想要出外留學或移民，包括香港現在不少人會喜歡去台灣，覺得那𥚃是希望、理想、民主之地。到埗後才會理解是另一回事。所以這部紀錄片是企圖處理這樣一種生存狀態，不是說你到另一個國家就會解決問題，企圖打破如「民主vs極權」的刻板二分。

觀眾A：想知侯文怡現在在哪？

游：我回港後我們已失聯。聽說她現在在Upstate New York，即在紐約上州（不是紐約市）。她在戲中也有略為提到，因為童年在如此不安全的環境長大，常會不知道如何自己下決定，有點隨波逐流。她在片中提到：「現在我又開始了。」當時她開始跟一個男人發生關係，後來就離開了紐約市。

我可以說一下這齣片的命運，也挺有趣的，因為我拍攝時答應過她，如果沒有她的許可，這部片不會在大陸放映，因我怕會影響她。1993年拍完時她很喜歡這條片，我就給了她一份拷貝，她喜歡在何時何地播放都可以，不需要問過我。後來她在紐約舉辦了個展，展覽現場也放映了這條片。她回去探望父母時又在上海做了些地下放映給朋友。後來我們談過，決定長遠來說，這部片可以以地下放映的形式在中國出現。後來在台灣女性影展也有放過，但基本上沒怎樣在中港台流通。這部電影反而在其他地方如日本、菲律賓、歐洲、美國受到不錯的待遇，得到一些獎項讓我可以繼續創作下去，也有不少大學將其收藏在圖書館作為教材。以學生作品來說它得到的機會還算可以。當然中國這十幾年的變化很大，以前不能公開談的慢慢能談了。到2013年底廣州時代美術館辦了我的個展，算是在中國第一次公開放映，觀眾好像有被觸動，映後分享蠻積極的。

有次我帶上《流》到美國一家大學做演講，放映觀眾有來自國內及美國本地的學生。放映中途有中國學生表達不滿，到映後Q&A的部分有國內學生問我：「你怎麼可以這樣處理歷史？𥚃面侯文怡在談文革時的那些影像不是文革的！有一些是國民黨殺共產黨，全都是建國前的歷史，與建國後的共產黨無關，為甚麼會這樣子處理？」他們認為我把歷史處理得很混亂，也沒法聽我的回應就站起來離場。

我當時解釋說，這齣片子的形式是我花最多時間思考的部分。侯文怡說的歷史是她的敍述，可我怎樣用這些敍述來說我的感受呢？如果我不是來自香港，一個與中國歷史相連但被割裂的地方，片子會是這個樣子嗎？如果我們不是相逢在外，我們能以這樣坦誠又搞笑的方式面對創傷嗎？片中訪談的部份我沒有參與很多對話，剪接是我主要表達與回應的方法。譬如侯文怡說她經歷文革後，我特意剪了一些文革前、三四十年代內戰時的片段。對於我來說，由鴉片戰爭至歐美日侵華引發的，由清末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經歷了長達百年的被搶掠、殖民、孤立，然後持續假借內戰來維穩。當時我在思考，這些暴力不是單一事件，文革也許只是這漫長過程中的一點。甚至今天回望，中國很多的社會問題，也是源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經歷的暴力。那些暴力從未止息，並成為了人民心理的一部分，以至中國人有這麼多憤怒、焦慮和仇外情緒。如果我們不從一個長遠的角度來認識歷史，只從單一事件看的話，我想是永遠不能認識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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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爐灶之耳仔痛》映後談